您的位置: 旅游网 > 明星

千金-益母颗粒醫生私利與醫院公利誰在縱容過度醫療

发布时间:2020-02-14 21:00:36

医生“私利”与医院“公利”:谁在纵容过度医疗

在很多医生眼中,“看病难、看病贵”并非是目前医疗领域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过度医疗,反映了目前医疗问题的症结所在

“看病贵和过度医疗是两个概念看病贵可能还体现了医生的劳动价值,而过度医疗则完全是病人多负担的成本”9月4日,北京市煤炭总医院郑山海医生表示

表面上看,医生开出大处方、进行多余检查等行为与其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但背后的制度藩篱却远不止这么简单

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使医生能在其中“游刃有余”地进行过度医疗,“大诊断”、“大医疗”已经不是个别医生的不良行为,而是普遍现象

更糟糕的是,现在看来这种制度上的漏洞和缺失完全无法避免

规则反成无形枷锁

提到过度医疗,很多人都认为医生在其中获得了不菲的利益

一位知情人士向透露:“以北京为例,一般三级医院的医生,比较厉害的每月开药回扣在五六万元左右我在交流中了解到,有一家三甲医院,某医生开药回扣为每月10万”

现实的确如此,每个医院都会有一些“有本事”的医生,而且他们可以做到“行为完全在规则范围之内”

但有的时候,医生的选择也并非出于自愿郑山海介绍:“现在医院都会要求有医药比例,也就是药品占总的医疗金额之比北京的三级医院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一般要求医药比在50%以下,即药品价格不超过总金额的一半”

这条无形的枷锁迫使医生改变行医规则例如普通感冒,如果开10块钱的药就能治好,但在这个病人身上,药价就占到了总医疗金额的100%为了达到“50%以下”这条红线,很多医生不得不多开出30块钱的检查费,使药费比例降为25%

由于医保对支付总额并没太多限制,只是卡着药费的比例,所以很多医生都会用“凑数”的方式来满足要求

一个“笑中带泪”的例子是:一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要求病人每天都要抽血做化验,一个星期的抽血量相当于献了一次血,本来就身患重病的病人甚至因此得了贫血症而这种化验并不是必需的,医院只是为了达到所谓的医药比

对于医生的大处方,医保部门也有控制支付的手段一个常用做法是限制药品的用途,规定某类药只能用于治疗某种疾病,并直接嵌入到医院的软件平台中去例如治疗一个感冒病人,医生无法在软件系统中开出心脑血管用药

但这一约束同样能够被轻松化解上述知情人士表示:“我曾见过一个病例,上面罗列了10种疾病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为了多开药”

普通感冒患者的症状为“上呼吸道感染”,但如果多列上“支气管炎”,医生就能多开出很多种药有的病人表现症状为“心肌缺血”,医生只要诊断为“冠心病”,开药选择面就会大很多

遗憾的是,医院的学术委员会和医保部门无法对医生的诊断细节进行考察,也就无法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诊断行为

“甚至现在被提倡的‘按病种付费’也没法根治这一现象”上述人士认为,“每个病种的费用确定好之后,对病种的决定权还是在医生手上负责支付的医保部门不懂、不敢,也不愿抠这些细节,最终还是成为”

不懂和不敢,是指医保部门对医生诊断方案的鉴别能力有限,毕竟医生对疾病更有发言权;不愿,则是医保部门本身也存在部门利益“大量药品能够进入医保支付,和企业背后的活动密不可分卡得太死,对医保部门自己也不好”

绩效导向:医院“嫌贫爱富”

除了医生的“私利”之外,医院的“公利”也同样导致过度医疗的泛滥

上述人士介绍说:“我所在的医院,每个科室主任都有业绩的要求当然在年终述职时,病床使用率、就诊人数等还是主要的考核指标但医院会要求各科室业绩每年都有增长,否则第二年科室主任的位置就难保了”

院长们的业绩压力来源于医院的开支我国的公立医院虽然属于国家补贴的对象,但实际补贴金额却少得可怜郑山海表示:“我们医院拿到的补贴大概只占到医生工资的10%,而且数额上已经多年没有变动过”

剩余的90%工资从那里来当然要从医院盈利中来因此,“绩效”成为摆在医院院长面前最头疼的一件事

郑山海介绍:“现在各医院都在缩减儿科的规模,因为不挣钱一般小孩生病,父母肯定希望去大的专科医院,而不是普通医院在北京,儿科诊疗需求大量集中在北京儿童医院,一般医院很少”

在众多医生眼中,医院更像一个企业,围绕绩效做足文章,尽管医院的绩效从来不摆在台面上谈据多方了解,北京天坛、宣武等三甲医院,每年的药品销售额在10亿元以上,三乙医院保守估计也超过2亿

绩效导向的另一个结果是医院“嫌贫爱富”,更愿意接收自费病人2012年末,北京协和医院等传出拒收医保病人的消息,随后北京市卫生局就对此澄清不过多位被访医生表示,医保额度用完后,的确会有拒收病人的现象发生

“北京的医保基金相对较多,因为来自外省的自费病人多,各医院其实都很有钱”上述人士表示,“但每到年底,的确会有医保额度支付已满的情况这时持医保的病人就无法享受报销,医院不愿垫付的话,可能就会拒收”

北京的医保报销比例为90%,即满足条件的患者只需支付10%但如果医保无法报销,病人付了10%之后,剩下的90%就要由医院承担

对此,郑山海表示:“事实上超过报销额度后医保仍然会支付,只不过医院需要承担10%,医保支付80%这时候就看各医院的实力了,大医院还是愿意接病人的”

只要有足够的病人,即使自掏10%的腰包,医院还是能够通过“向医保要效益”的方式获利,更何况还有一部分自费病人在绩效这根指挥棒下,医院多开药、多做检查成为必然的选择

民营医院在经营压力方面表现更为明显有的民营医院明确要求医生“必须在每个病人身上赚出1000块钱来”,同时许诺医生高额的提成因此部分民营医院的诊疗和药品费用要远高于公立医院

整治与掣肘:无效的制度设计

要想杜绝过度医疗的现象,制度设计上并非没有可能

郑山海表示:“以过度检查为例,国外对大型医疗设备会考核其检出阳性率,即通过检查,是否查出疾病如果阳性率过低,说明医生的诊断水平有问题”

国内有一些省份早在2006年就对阳性率有过明确要求,但在执行方面显然力度不够阳性率也没有成为考核医生的必要指标

同样,导管、钢板等高值耗材的使用也有着相应规范各医院规定这类高值耗材必须通过招标后,由设备科统一采购但在实际治疗中,医生往往更愿意从经销商手中直接拿货,跳过医院设备科这一环节

“高值耗材利润很高,进医院设备科需要打点一番,医生使用也会有回扣有的医生不愿意看到设备科‘雁过拔毛’,因此直接找经销商拿货”上述人士表示

更重要的是,高值耗材的使用往往没有规律,设备科如果采购过多而一时用不掉,在账面上会对医院业绩造成影响,所以很多医院对医生私下采购的行为也不加以限制这一做法带来医疗风险,不过为了追求业绩,医院甚至愿意在出现医疗纠纷时花钱息事宁人

另外,在对医生和科室的考核上,学术委员会疏于对诊断细节、用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制度执行的漏洞之一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旦发现医生有不规范诊断的行为,轻则解除劳动合同,重则撤销其行医资格国内的惩戒力度显然不足

医保部门同样是规范诊断行为的一面屏障,拒绝为错误的诊断买单,亦能带动整个行业风气可惜的是,这些门槛没有一道起到应有的效果

上述人士认为:“现在的情况是,过度医疗没有给医院、医生、药厂带来任何坏处,反而都是好处对医院和医生的考核制度上,过度强调对漏诊的处罚,却不抓大检查、大诊断,这种政策倾向使得过度医疗之风有增无减”

中国人情社会的观念同样影响严格制度的落实目前医保支付系统有一定的监测功能,某类药品处方数异常时,医保部门会拒绝为其支付“但这种时候只要医院院长去打个招呼,一般就能通过”各医院的学术委员会在评价医生时,同样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无法做到完全客观

整治过度医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作有学者建议,可以从公开医院用药和经营数据入手,通过行业和公众的监督来实现逐步完善“不过现在看来,这样的数据库即使在行业内都无法实现小范围的公开”郑山海遗憾地表示

什么症状需要护肝
口腔溃疡的临床症状有哪些
儿童咳嗽有痰咳不出怎么办
脑血栓是否能有效治疗
猜你会喜欢的
猜你会喜欢的